兰香乘上改革的东风,借助国家层面和学校层面提供的教育机会实现了社会身份的飞跃。教育和高考促进了社会流动,成为底层青年改变社会身份的重要路径,使得良好的教育机会、优质教育资源日益转化为一种资本,然而,随着高考制度的逐渐稳定、阶层的固化和细分,教育资源变得难以得到公平分配[11]。离开农村的年轻人不会再回来,乡村教育难以获得优质的教育资源,城乡教育的差距不断拉大。“从表面上看,上层社会向下层社会敞开了大门,但对于农村人来说,通过现行的教育制度进入上层社会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大部分农村人并不能通过现行的教育制度实现社会流动。精英的产生往往是在精英群体内部再生产出来的,而不是从非精英群体进入精英群体。”[10]93

从 “教育作为社会再生产的手段”的视角来看,从孙少安、孙少平到孙兰香,兄妹三人演绎了一个农村家庭在改革初期的进化。相较于 “顺风顺水”的兰香,孙少平背负了更多矛盾和隐痛。孙少平是改革的受益者,是作家理想主义的化身,也是历史结构的一部分。孙少平选择回到矿工的岗位上,也选择了自己的社会地位和未来的命运。从此后的历史发展来看,孙少平所处的境地并不乐观。但这是一个成熟的人在认清现实之后,出于自我认同、逻辑自洽做出的选择。孙少平坚持着自己的价值观回到煤矿,期待在现代化中取得属于自己的位置,与自身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对抗。

路遥在创作谈中详细地阐述了他的现实主义观点:现实主义在文学中的表现主要是一种精神,真正的现实主义要求对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作深刻揭示。必须 “绝不中立地作出哲学的判断(即使不准确)”,作家生活态度的表达是第一位的[9]53。在触及历史因循的困境之后,作家依然选择笃信知识和劳动的价值。路遥赞赏精神的充实和默默耕耘的状态,思想独立、眼界开阔的意义远远高于现实境遇的不平凡——它们定义了 “真正的人”。

路遥在孙少平等一批年轻人身上寄托了对未来的向往,他也试图通过孙少平这一人物遭遇的成长困境,书写人们在真实的历史中建立价值和信念以及探索精神世界的过程。孙少平以能动性对抗历史局限性的姿态,展示了路遥式的现实主义:在现实面前保持理想的姿态,以浪漫主义突围 “真正现实主义”,坚持艺术的眼光高于历史真实。正如他在创作谈中引用的托尔斯泰所说的话:“艺术作品的完整性不在于构思的统一,不在于对人物的雕琢,以及其他等等,而在于作者本人的明确和坚定的生活态度,这种态度渗透整个作品。有时,作家甚至基本可以对形式不做加工润色,如果他的生活态度在作品中得到明确、鲜明、一贯的反映,那么作品的目的就达到了。”[9]53

只不过,作品的历史眼光总体局限于中国当代改革的肇始阶段,它与伟大作品对人 “灵魂的深”的追求还有一定距离。

[1]罗雅琳．“新人”的复杂谱系与连续性的塑造:论路遥的 “改革”写作[J]．文艺理论与批评,2017(5):78-90．

[2]黄平．从 “劳动”到 “奋斗”:“励志型”读法、改革文学与《平凡的世界》[J]．文艺争鸣,2010(5):48-55．

[3]高明．孙少平的阅读方式与时代意识:兼论路遥的现实主义[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10):113-124．

[4]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5]路遥．平凡的世界:第1部[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

[6]路遥．平凡的世界:第3部[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

[7]路遥．平凡的世界:第2部[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

[8]胡传吉．文学的不忍之心[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7:43．

[9]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

[10]陈旭峰．乡村社会转型对教育转型影响的机制与路径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

[11]谢爱磊．“读书无用”还是 “读书无望”——对农村底层居民教育观念的再认识[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7(3):92-108,190．

近年来,《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的阅读史获得了研究者的关注。有研究者对孙少平 “作为劳动者的阅读”展开了讨论,深挖孙少平的精神资源,分析其中包含的80年代社会改革的历史逻辑:“路遥提供了一种不是在‘突变’中诞生、而是作为50-70年代文化自然‘成长’结果的‘新人’形象…… 这是对‘改革’性质的证明——‘改革’不是全盘颠覆,而是有扬有弃的‘成长’。”[1]也有研究者对将孙少平视为榜样的 “励志型”读法[2]48提出了反思:孙少平并未通过 “阅读”获得主体性,而是在阅读带来的美学氛围中悬置了自己身处底层的现实[3]113。他以一个“文学青年”的理想主义方式审视世界,其 “苦难哲学”也并非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劳动者生存的应有之义。有研究指出,小说对改革初期的社会矛盾采取了隐而未发的态度:“新人”所坚持的价值观受到社会现实的冲击,而路遥用温情脉脉的修辞逃避了对撕裂性痛苦的直陈,遮蔽了真正的现实主义[2]53。《平凡的世界》是一部理想化的、令人感伤的文本。此类研究为笔者提供了新颖的视角和思路,十分有启发意义。但如果把镜头拉远一些,孙少平的“阅读”不仅意味着对文学的投入,在广义上可以视为一种主动学习、自我教育的姿态。现有研究忽略了这个问题:孙少平学习的意识和读书的动力来自何处? 其精神资源的来源和 “新人”的成长有什么关系? 除了孙少平,他的同龄人如金波、田晓霞,哥哥孙少安、妹妹孙兰香,乃至父亲孙玉厚等,其实都被纳入了 “知识改变命运”的叙事中。正如 “阅读的意象从一开始就与孙少平密不可分地纠缠在一起”[3]114,孙家三代青年获得教育机会的艰难与为此付出的努力,是这部改革开放前后十年城乡社会变迁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相较于普通的农民,孙家对知识的尊重和对受教育机会的珍视几乎是超前的。“改革”是面向社会各阶层的漫长历史工程,因此,有必要将孙少平放在更为广阔的参考系中加以分析,以对小说中的 “改革”作客观的理解。在此基础上,笔者力图进一步对作品的现实主义进行评价和定位,并对照当下,发掘作品更深层次的启示意义。一、“新人”观念的质朴底色在1979年10月召开的第四次文代会上,邓小平对文艺作品如何塑造 “社会主义新人”的形象提出了要求:要 “塑造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创业者,表现他们那种有革命理想和科学态度、有高尚情操和创造能力、有宽阔眼界和求实精神的崭新面貌”[4]209-210。在《平凡的世界》中,作家展现了孙少平、田晓霞、孙兰香等一批 “新人”成长的全过程。在小说开始的“一九七五年二三月”之前,路遥就已经在这个贫穷的农家院落为改革开放后的 “新人”观念准备好了生根发芽的土壤。孙家的教育故事从1947年开始。在战火连天、母病家贫的光景下,孙玉厚决心送弟弟孙玉亭去读书,甘愿辛劳一辈子造就一个 “光宗耀祖的人物”:“他家人老几辈子没出过一个先生,睁眼瞎受过多少气啊! 从古到今,世界说来说去,总是识字人的天下。”[5]50-51孙玉厚能够有此见识,只因为他16岁就出去闯荡世界,“眼界比一般庄稼人更宽阔”[5]50-51。父亲可以说是孙少平对知识、对农村以外世界产生向往的源头,只有眼界开阔、经历丰富的人才有接受教育的意识。而哥哥孙少安则给孙少平提供了一个“能力的意义大于学历”的榜样。斩断少安升学之路的只是贫困,能够 “在全县几千名考生中名列第三”的孙少安把他的 “精明强悍和可怕的吃苦精神”浇灌在了庄稼地上,成了村里最年轻的 “能人”。他决心全力供弟弟妹妹念书:“只要他两个有本事,能考到哪里,咱们就把他们供到哪里。哪怕他们出国留洋,咱们也挣命供他们吧!”[5]80-81相较于《人生》中对农村愚昧、落后的批判,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中更多以希望的眼光审视这片老土壤。农村出身的 “新人”不再如高加林般断裂无根,而是生于斯、长于斯,他们首先是 “农民的子弟”,再从农村走向城市、走向改革开放:“孙少平在农村长大,深刻认识这黄土地上养育出来的人,尽管穿戴土俗,文化粗浅,但精人能人如天上的星星一般稠密。在这个世界里,自有另一种复杂,另一种智慧,另一种哲学的深奥,另一种行为的伟大! ……在这厚实的土壤上,既长出大量平凡的小草,也长出不少栋梁之才。”[5]391有觉悟的父亲和哥哥是80年代 “新人”孙少平的铺路人。父亲和孙少安为孙少平示范了闯荡世界的勇气、勤奋和 “挣命”的坚强意志,他们作为出众庄稼汉的精神品质和先进性构成了孙少平 “新人”特质的质朴底色。真正为孙少平定义广阔世界和 “新人”气质的是县委书记田福军的女儿田晓霞。在 “文革”尚未结束时,这个高中女生已经能敏锐地洞察社会现实,先知先觉地作出批判:“……形势年年大好,阶级敌人和资本主义倒好像越来越多了,整天就是搞这运动那运动,穷折腾个没完! 反正咱们国家现在快叫这些人给折腾完了……”[5]179她给孙少平带来《参考消息》《各国概况》《马丁·伊登》《热爱生命》等 “内部”资料和书籍,向他推荐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告诉他 “一个文化人一定要关心国家和世界上的大事”,要读政治学、哲学和经济学[5]178-179。田晓霞惊人的早熟和博学向孙少平展示了属于精英阶层的精神世界。“文革”后,以其父亲田福军为代表的高级知识分子和国家干部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流砥柱,他们所持有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也在新时代成为主流。孙少平将田晓霞视为 “思想导师”和 “生活引路人”,老观念和新思潮的共同浇灌培养了他这个有农村和城市 “混合型的精神气质”的 “新人”。孙少平开始 “竭力想挣脱和超越他出身的阶层”,却不得不面对自己 “身为农民儿子的本质”[5]180。他一方面恪守属于基层劳动者踏实、勤奋的务实原则,直面谋生考验和粗砺琐碎的日常生活;一方面不肯放弃国家、世界维度的思索,并以此指导自己的行动。来到煤矿后不久,孙少平为自己制订了一份 “人生计划”——重新学习数理化知识,报考局里办的煤炭技术学校,成为一名有技术的煤矿工人。他的出发点是:“咱们国家的煤炭开采技术太落后了……我盼望着我们的矿井用先进的工艺和先进的技术装备起来。但是,这一切首先需要有技术水平的人来实现。有了先进设备,可矿工大部分连字也不识,狗屁都不顶”[6]72。此时的孙少平已经体会到一种属于 “新人”的无奈和孤独:现代化建设的启动、环境的改善并不能靠单打独斗。在保命和吃饭为第一要义的铜城煤矿,“学习知识”最终只能沦为他个人的精神抚慰,在 “默默奋斗的状态”中获得精神的升华[6]173。眼界的开阔培养了孙少平的 “新人”特质,而精神世界与现实生活的错位又将他拉入了身份焦虑的困境。当他仅仅是一个从农村来到黄原城打工的单身青年时,他还能够自如地与田晓霞一起讨论文学和人生理想,不卑不亢地与进了大学门的老同学一起唱着美国民歌《老人河》[7]306。当他成为矿工,准备和田晓霞一起成家立业时,“身份”问题才开始真正凸显。他几乎时时刻刻都在为自己的矿工身份配不上晓霞而感到焦虑,质疑着自己的 “光荣性”,以至于将沉重的劳动作为这种精神痛苦的抚慰。孙少平的精神困境,揭示了改革开放这新一轮现代化改造中必然出现的问题。“改造”之后怎样? 社会价值观念的升格与社会结构的重置无法保持步调一致,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先锋,“少平们”是有优越感的,同时也是孤独的。现实身份与自我定位之间的落差带来分裂,使他无法准确地判断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真正位置。在 “精英”与 “底层”之间如何自处,使他感到焦虑和迷茫,这是他作为一个底层新人的困顿。二、城乡、时代与阶层夹缝中的孙少平刚刚离开农村时,孙少平把成为一名城市人作为自己的理想,他想要 “摆脱农民的狭隘,追求更高的生活意义”[7]326。在小说的结尾,他却拒绝了金秀的爱情和留在省城工作的机会,执意返回危险幽暗的矿井:“不同生活处境的人应该寻找各自的归宿,大城市对妹妹和仲平们也许是合适的,但他在这里未必能找到自己的幸福。”[6]414孙少平口中的 “幸福”值得玩味,它附着在 “处境”和 “归宿”之后——幸福莫过于在社会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这是否意味着孙少平的身份焦虑告一段落? 做出选择之前,他经历了怎样的思考? 城市又为什么失去了作为 “理想”的价值呢?在成为矿工之后,孙少平曾受到两次强烈的精神震荡,他富有浪漫色彩的生活激情遭遇了现实的冲击。在前往省城探望妹妹的火车上,“飞驰的列车和隆隆的声响使他心潮涌动……他竟抱着一种优越感环视车厢内的旅客,像个悲剧诗人一样在心中问他们:你们是否想到这列车因什么滚滚前行呢?”[6]140正当他沉浸在身为煤炭工人的骄傲中,却因为胸前的 “大牙湾煤矿”字样被单独查票。孙少平在周围乘客厌恶的目光中 “像个真正的煤矿工人”一样吐出一口痰,以示不满。在孙少平的内心,煤矿工人牛马般的劳动与 “列车”“速度”等现代化伟岸的象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工人有资格成为现代化的化身,合理合法地成为城市的一部分。几天后,孙少平与妹妹兰香和她的大学朋友们游览公园。孙少平和他们一起泛舟湖上,却无法享受眼前如画的风景,脑海中矿井下艰苦的劳动场景挥之不去。孙少平开始感到与年轻人们格格不入,他认为这种不和谐的异样感是自己对舒适生活的 “妒忌”。也许是为了自我安抚、自我说服,孙少平对 “幸福”第一次做出定义:任何工作都有价值,艰难困苦也是一种 “幸福”[6]144。其实,孙少平在游船上的异样感是列车经历的余波,但他努力修正自己的感受,坚信属于煤矿的光荣与骄傲。与妹妹兰香相比,1977年元月高中毕业的孙少平是 “文革”的最后一批受害者。薄弱的知识和经济基础使他失去了通过高考改变命运的机会。兰香的条件则好得多,凭借惊人的天赋和两个哥哥五年来攒下的经济基础,顺利地考入全国重点大学 “北方工业大学”学习天体物理。兰香直接把目光投向了遥远的太空和宇宙,作为顶尖人才的后备军,以省城为起点开始了新的人生。相较于孙少平,兰香显然更接近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想,也能真正地与精英阶层平起平坐,在省委书记一家面前自信大方、谈吐自然。处在这群成长于80年代的真正 “新人”中的孙少平更像是残留着 “文革”伤疤的上一代,被新时代迅速涌现出的人才 “淘汰”。坐在列车和游船上的,是处在时代、阶层和城乡夹缝中的孙少平。然而此时他仍未真正察觉自己的处境,直到为他织造人生图景的田晓霞意外身亡。噩耗降临时,他也正领悟到矿工的生活现实:“有时候,孙少平一旦进了惠英嫂的院落,不知为什么,就会情不自禁对生活产生另外一种感觉。…… 他感到,作为一个煤矿工人,未来的家庭也许正应该是这个样子——一切都安安稳稳,周而复始”[6]243。孙少平对煤矿工作的认识由 “虚”入 “实”。田晓霞死后,拉扯他 “僭越”阶层的外力也消失了。在 “光荣”“骄傲”“价值”等语词冷却之后,他必须接受日常生活的朴素与庸常。结尾处孙少平回到矿厂时,迎接他的正是头戴红纱巾的惠英嫂和她的儿子明明——这副图景意味鲜明:孙少平最终接受了 “矿工应有的生活”,并勇敢地向前走去。作者以细腻的笔触深入描写了主人公真实的精神状态。从 “艰难困苦也是一种幸福”,到 “找到适合的归宿”,孙少平的幸福观发生了质变。他开始分清理想主义话语与现实生活的界限,真正地投入到属于自己的生活中,在自我认同的充实中获得 “生命本体自发的幸福感”[8]43。但主人公并未放弃对意义与价值的追求,他买了几本书带回煤矿,其中最喜欢的是《一些原材料对人类未来的影响》。回到矿山,孙少平还将继续为报考煤炭技术学校做准备。他依然在矿井下心怀世界,只不过选择与过去的自己和外在评判和解,以 “沉浸其中”的方式完成价值实现。三、“真实的人”与 “编年史”孙少平并不是 “高大全”的 “社会主义新人”,他是 “真实”的——他的身上汇集了新旧两个时代、乡村与城市、底层与精英的矛盾,并承受着社会急剧变化带来的种种撕裂。孙少平最终回到了 “黄土地”,但他不像高加林一样怀着无路可走的绝大的悲伤,而是学会了自我安顿。小说到此戛然而止,满怀罗曼蒂克情调的青年孙少平已经远去,他正在走向成熟而平和的新阶段,选择一条可靠的道路,并以默默耕耘的姿态将内心的理想付诸实践。这并非理想对现实的妥协,而是人生姿态的必然转变。在孙少平这个夹缝中的 “新人”身上,路遥着力于写出他在理想和现实之间一次又一次的挣扎,质朴的日常生活和人生命题不可谓不真实。路遥是怀着历史的雄心来书写《平凡的世界》的:“三部,六卷,一百万字。作品的时间跨度从一九七五年初到一九八五年初,为求全景式反映中国近十年间城乡社会生活的巨大历史性变迁。人物可能要近百人左右。”[9]40在编年史方式结构的作品中,作者须履行巴尔扎克所说的 “书记官”职能,要 “用历史和艺术的眼光观察在这种社会大背景(或者说条件)下人们的生存与生活状态”[9]52-53。作为一个平凡的人,孙少平必须服从历史的安排,并为社会结构的完善发挥 “螺丝钉”般的作用。伴随主人公的成长,社会转型逐渐走上正轨。制度的建立是迅速的,少安和少平没有考大学的能力和机会,而几年后妹妹兰香有足够的条件通过高考完成命运的改变,孙少平也得以通过新兴的职业教育葆有汲取知识的机遇。通过孙少安、孙少平、孙兰香兄妹三人的成长故事,路遥演绎了一幅 “知识改变命运”的理想图景。“寒门出贵子”的励志故事让改革充满魅力,教育制度的恢复和建立打开了一代年轻人通往未来的大门,回到矿山的孙少平对体制提供的教育机会满怀期待。如果把主人公对知识的追求放在作品中的十年乃至更长时间段中来看,兄妹三人的故事只是作家的理想化设计。相较于同时期的大多数农村底层青年,兄妹三人幸运地拥有一个尊重知识的家庭环境、相对良好的教育机会。父兄辈怀有 “牺牲”自我、托举下一代的未来的觉悟,兰香有机会和能力通过高考,也与家中几辈人积攒的眼界和 “知识”不无关系,何况她拥有极高的天赋。农村青年也并不都能像孙少平一样,拥有田晓霞那样的朋友。小说不仅展示了乡村教育中国家层面(恢复高考)和学校层面对教育机会分配的影响,也将家庭背景这一重要内部因素摆到台前。“家庭的社会分层会影响到子女的教育分层,而子女的教育分层又是决定他们未来社会分层的重要因素……社会分层与教育分层通过一定的代际关系进行了传递。家庭背景对子女教育有显性影响和隐性影响。显性影响是指家庭能够直接为子女教育提供的帮助,主要表现在家庭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作用上;隐性影响是指家庭对子女教育的潜在影响,主要表现在家庭文化资本的作用上。”[10]93在前辈 “接力棒”式的努力与支撑下,小妹妹兰香终于实现 “离开农村进入城市”这一几代人的愿望,正是教育分层与社会分层代际传递的体现。兰香乘上改革的东风,借助国家层面和学校层面提供的教育机会实现了社会身份的飞跃。教育和高考促进了社会流动,成为底层青年改变社会身份的重要路径,使得良好的教育机会、优质教育资源日益转化为一种资本,然而,随着高考制度的逐渐稳定、阶层的固化和细分,教育资源变得难以得到公平分配[11]。离开农村的年轻人不会再回来,乡村教育难以获得优质的教育资源,城乡教育的差距不断拉大。“从表面上看,上层社会向下层社会敞开了大门,但对于农村人来说,通过现行的教育制度进入上层社会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大部分农村人并不能通过现行的教育制度实现社会流动。精英的产生往往是在精英群体内部再生产出来的,而不是从非精英群体进入精英群体。”[10]93从 “教育作为社会再生产的手段”的视角来看,从孙少安、孙少平到孙兰香,兄妹三人演绎了一个农村家庭在改革初期的进化。相较于 “顺风顺水”的兰香,孙少平背负了更多矛盾和隐痛。孙少平是改革的受益者,是作家理想主义的化身,也是历史结构的一部分。孙少平选择回到矿工的岗位上,也选择了自己的社会地位和未来的命运。从此后的历史发展来看,孙少平所处的境地并不乐观。但这是一个成熟的人在认清现实之后,出于自我认同、逻辑自洽做出的选择。孙少平坚持着自己的价值观回到煤矿,期待在现代化中取得属于自己的位置,与自身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对抗。路遥在创作谈中详细地阐述了他的现实主义观点:现实主义在文学中的表现主要是一种精神,真正的现实主义要求对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作深刻揭示。必须 “绝不中立地作出哲学的判断(即使不准确)”,作家生活态度的表达是第一位的[9]53。在触及历史因循的困境之后,作家依然选择笃信知识和劳动的价值。路遥赞赏精神的充实和默默耕耘的状态,思想独立、眼界开阔的意义远远高于现实境遇的不平凡——它们定义了 “真正的人”。路遥在孙少平等一批年轻人身上寄托了对未来的向往,他也试图通过孙少平这一人物遭遇的成长困境,书写人们在真实的历史中建立价值和信念以及探索精神世界的过程。孙少平以能动性对抗历史局限性的姿态,展示了路遥式的现实主义:在现实面前保持理想的姿态,以浪漫主义突围 “真正现实主义”,坚持艺术的眼光高于历史真实。正如他在创作谈中引用的托尔斯泰所说的话:“艺术作品的完整性不在于构思的统一,不在于对人物的雕琢,以及其他等等,而在于作者本人的明确和坚定的生活态度,这种态度渗透整个作品。有时,作家甚至基本可以对形式不做加工润色,如果他的生活态度在作品中得到明确、鲜明、一贯的反映,那么作品的目的就达到了。”[9]53只不过,作品的历史眼光总体局限于中国当代改革的肇始阶段,它与伟大作品对人 “灵魂的深”的追求还有一定距离。参考文献:[1]罗雅琳．“新人”的复杂谱系与连续性的塑造:论路遥的 “改革”写作[J]．文艺理论与批评,2017(5):78-90．[2]黄平．从 “劳动”到 “奋斗”:“励志型”读法、改革文学与《平凡的世界》[J]．文艺争鸣,2010(5):48-55．[3]高明．孙少平的阅读方式与时代意识:兼论路遥的现实主义[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10):113-124．[4]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5]路遥．平凡的世界:第1部[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6]路遥．平凡的世界:第3部[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7]路遥．平凡的世界:第2部[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8]胡传吉．文学的不忍之心[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7:43．[9]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10]陈旭峰．乡村社会转型对教育转型影响的机制与路径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11]谢爱磊．“读书无用”还是 “读书无望”——对农村底层居民教育观念的再认识[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7(3):92-108,190．

文章来源：《中国校外教育》 网址: http://www.zgxwjybjb.cn/qikandaodu/2021/0205/591.html

上一篇：试论《古文观止》选 “二流作品” 的合理性
下一篇：紫谷伊甸园,让身心与大自然来一场真正的邂逅